从此以后，毛提出的“双百方针”成为指导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准则，极大地适应了当时对解放思想和繁荣文化的要求。正是在这一方针的引领下，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都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更加彰显。

到了1957年2月，毛在《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问题》中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，第一次提出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命题，也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。其中，再一次提到了“双百方针”: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，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。

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都贯彻执行“双百方针”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挑战权威的声音。对于这种可喜的变化，毛认为这是打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束缚的积极尝试，多次予以支持和鼓励。

例如，毛在1957年4月29日阅读了刊登在《》上一篇“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”的文章，不住地称赞作者李汝祺。之后，他作出批示:

送乔木同志阅，此篇有用，请在《》上转载。

毛把遗传学领域的事件，上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去考量，不仅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，也体现出对“百家争鸣”方针不遗余力的支持。在他的推动下，这篇文章改之以“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”为题，在《》进行了转载，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建国后，毛对于水利工程和水电建设都极为关心，多次对长江防洪、水资源利用和南水北调等作出过重要指示。1958年，他在南方调研期间实地考察了长江，继续提到“百家争鸣”并且非常重视一些少数意见，当面倾听了林一山和李锐对于三峡工程的激烈争论。

当时，林一山是主流派，主张尽快上马三峡工程；而李锐是少数派，主张推迟上马三峡工程。最终，毛肯定了李锐的意见，认为在工程技术、国防安全和生态环境等环节没有十足把握前，应暂缓该工程。

为了给“百家争鸣”创造良好的土壤和条件，毛尽量避免自己既当“运动员”，又当“裁判员”。1958年11月，三联书店出版了周谷城等人的论文集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》，他就婉言谢绝了作序言的请求:

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，甚谢！大著出版，可资快读。我对逻辑无太多研究，不敢有所论列。问题还在争论之中，倘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。作序的事，不拟应命，可获谅解否？

1960年1月18日，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出席文化工作座谈会，还观看了由浙江婺剧团演出的《对课》和浙江越剧团演出的《挡马》。演出结束后，他亲切接见了所有的参演人员，还在两位越剧小演员的再三请求下即兴演唱了一句梁山伯与祝英台，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伟人的戏剧演唱功底虽然一般，而且还带着浓浓的湖南乡音，但却充分体现出他一贯坚持的“百花齐放”方针。

即便是到了那场大运动期间，毛也依然坚持并且多次提醒不要忘了“双百方针”。1973年11月，他在阅示完署名为“一个普通党员批评的来信后”，当即作出了批示:

请印发政治局各同志。有些意见是好的，要容许批评。

一直到了1975年7月，尽管身体已经每况愈下，但毛还是在谈话中多次强调:

对于作家，要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，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行为的分子，就要帮助，不要动不动就撤职，动不动就关起来。

可见，毛对于“双百方针”是一直坚持的，并且对违反该方针的言行一直都在进行批评和纠正。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“双百方针”真正成为了新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，持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1976年9月9日，伟大领袖毛在北京与世长辞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和。与此同时，“”却加紧了阴谋篡权的行动，终于遭到锋和等同志的果断制止，成功结束了十年。

“”结束后不久，文艺界便开始了对重新恢复“双百方针”和艺术的呼唤。到了1977年12月，在为《文学》的题词中，重新提出要贯彻执行“双百方针”，还在五届全国人大将其列入了宪法。

同志复出后，他在坚持和继承思想的基础上，多次指出:

“双百方针”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，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，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好处，否则“思想要僵死起来，马克思主义要衰退”。

在此基础上，同志还发展了“双百方针”，创造性地提出:

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，才能在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过程中推进文化建设发展。

文章来源：《医学争鸣》 网址: http://www.yxzmzz.cn/zonghexinwen/2022/1206/1670.html